因此，在缺乏行业规范和监管规则的背景下，部分陪诊师异化成倒号“黄牛”，几乎是可以预见的现象。这就意味着，应考虑将“陪诊师”纳入我国职业分类大典，并出台行业规范、服务标准等技术与监管细则——明确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同时防范医疗系统内外配合的利益交换，才能让陪诊服务进入发展正轨。

人情社会，医院里的熟人普遍被认为是一种资源，将这种资源用于陪诊服务，就可使竞争力大幅提升。购买陪诊服务的患者，也不会排斥这些有“特殊渠道”的陪诊师，相反会认为陪诊师的熟人越多、路子越广，自己所获得的陪诊服务就越优质。

然而，从报道看，部分陪诊师已经变身倒号“黄牛”，或者说，部分“黄牛”已经化身陪诊师，通过“看不见”的操作，帮人成功挂号，从中收取不菲的“挂号服务费”。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医药代表以发放药品回扣等方式，对医疗风气构成了很坏的影响。而今，从报道看，部分陪诊师也有将其掌握的“特殊渠道”变现为医疗特权的迹象，尤其需要及时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其通过贿赂等违规方式来提升竞争力和话语权。

威尼斯澳门人陪诊师作为一种新兴职业，主要是帮人挂号、代取药品、代取报告、陪伴看病等，可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而随着陪诊服务持续火爆，不仅购买服务者越来越多，而且也引来众多创业者加入到陪诊服务队伍，其中不乏“医药代表”或医务人员转行，也有人因对医院熟门熟道而干起了陪诊。

一个参与倒号的陪诊师道出了“秘密”：“我们有特殊渠道，找关系提前留好了号，所以才可以轻松地通过平台挂到专家号。”可见，部分陪诊师异化为“黄牛”的新现象，为迅猛发展的陪诊服务行业敲响警钟，也揭开了医院管理的漏洞。

事实上，陪诊师天天跑医院，很容易就能跟医务人员混个面熟，倘若再运用一些公关手段，要结识更多医院里的熟人也不难。有了这种背后利益交换关系，别说提前留号和临时加号，就算免费做检查甚至手术插队等，也并非办不到。

这就导致陪诊行业发展出现一个悖论：既要求陪诊师熟悉医院，又要避免其被运用于找关系、走后门，这两者之间似乎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

而看病能“加塞”、紧缺号源能够搞到手，也被认为是能力的象征——至少大多数情况下，陪诊师会卖弄这种能力，而患者及家属也乐于接受。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独生子女一代也陆续进入“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家人看病无人陪护，势必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困扰，也日益凸显了陪诊服务的重要性。

同时，也要明确要求医务人员与陪诊师保持一定的距离，一旦发现存在利益输送，则视为医疗腐败加以惩戒。如此内外兼治的措施，对防范陪诊师重蹈医药代表覆辙，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