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有自身獨特的歷史，解析中華民族的歷史，就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民族理論?！蔽鞣饺祟悓W民族學的根子是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服務于帝國殖民擴張與民族國家建構。從16世紀開始，西歐宗主國出于對殖民地統(tǒng)治的需要催生出民族學這個學科。西方的人類學民族學從一開始就以研究所謂的“野蠻人”為出發(fā)點，即非基督徒非白人的有色人種，以便控制少數(shù)族裔、維護殖民地宗主國的地位。他們建構了所謂的“普世文明”話語體系，在內部搞同質化的“民族大熔爐”，在外部則將殖民侵略美化為給“野蠻人”帶去文明。二戰(zhàn)后，種族主義聲名狼藉，西方人類學民族學又走向另一個極端，不再把少數(shù)族裔視為“野蠻人”，而是將其美化成未經現(xiàn)代文明污染的“桃花源”，開始高喊“多元文化主義”?？蓭资晗聛?，多元文化主義又陷入困境。因為白人至上是刻在骨子里的傲慢，族裔優(yōu)越更有其或隱或顯的制度屏障。以族劃界，歷史族裔化、身份族裔化和族裔政治化，是西方族裔政治關系及其民族學理論發(fā)展的基本線索；無論是大拼盤式、馬賽克式、大熔爐制度、同化制度或多元文化主義，都受到普遍質疑和批評。與之不同的是，中國自古以來就始終堅持不以人種、宗教和地域來區(qū)分人群，更強調文化認同、社會和諧；始終堅持“天下一家”“四海兄弟”“協(xié)和萬邦”的理念。

所以，把西方人類學民族學搬到中國，在理論上實踐上都是水土不服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國基于歷史視野、文明形態(tài)和現(xiàn)代國家建設的目標和智慧，在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上，必將實現(xiàn)對西方民族理論和學術話語的全面超越。

西方民族國家對內以契約關系為主，對外以殖民征服為主，具有帝國殖民傳統(tǒng)和基督教一元文明的排他性，或經濟掠奪，或軍事征服，建立起了奉行“叢林法則”的霸權邏輯和國際秩序。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即使在國力最強盛時，也沒有對外進行過殖民擴張。即便是遭受列強入侵、戰(zhàn)亂破壞、民族危亡，中國也沒有像日本、德國那樣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因為西方民族國家只有國家觀，或所謂的“同質性”的盟友圈，而不講天下觀。當前的全球氣候談判之所以步履維艱，是因為西方更看重本國利益而忽視人類共同利益。冷戰(zhàn)思維之所以陰魂不散，就是因為西方民族國家只懂黨同伐異，不懂求同存異。當西方只以自己帝國崛起之路來揣度中國的和平發(fā)展之路，就很難理解和相信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贏和全球發(fā)展倡議。

從歷史上的政教關系來看，中華文明歷來包容各外來宗教，強調在“天地君親師”的尊從體系下，政主教從、各教并存。傳統(tǒng)中國從未產生過像基督教會那樣勢力強大的教團組織，也幾乎沒發(fā)生過宗教戰(zhàn)爭，更沒有因為宗教分歧而發(fā)生國土分裂。無論是本土宗教，還是外來宗教，都能夠在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和民間社會的適應中得到發(fā)展。而在中世紀歐洲，各個封建邦國權力分散，羅馬教廷凌駕在各國君主之上。東羅馬帝國、法蘭克王國一度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國家。之后歐洲宗教改革運動興起，基督教內部迅速分裂，不同教派信徒分裂成不同國家國民。民族國家的源頭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背景就是天主教與新教的30年戰(zhàn)爭。天主教徒無法消滅新教徒，只能達成妥協(xié)，“在誰的土地，信誰的宗教”，把不同信仰的臣民送到其他國家去。因此，也有觀點認為歷史上西方民族國家是“一教一國”。

在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時代，中國邁向現(xiàn)代化之路，既重視中國歷史發(fā)展脈絡、制度和文化根基，不斷凝聚最大公約數(shù)，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成功走出一條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現(xiàn)代化建設和偉大復興道路；也順應人類理性呼喚和國際社會發(fā)展趨勢，求同存異，破解沖突，合作共贏，探索構建適應不同文化背景、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的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廣泛倡導和積極推進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華民族的現(xiàn)代國家建構，既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帝國，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西方帝國是一個民族或國家通過暴力手段征服其他民族或國家，并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的殖民統(tǒng)治。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fā)展壯大，從來不是靠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于人，這是由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決定的。西方民族國家鼓吹每個民族都有獨立建國的權利。但實際上，全球現(xiàn)有 2000 到 5000 個族群，國家卻只有 190 多個。世界所有國家?guī)缀醵疾皇恰耙粋€族群一個國家”，真正實行“一族一國”，必將世界大亂。所以，不管西方國家對外如何大談“一族一國”，自己卻從不這么搞；無論如何搞多元文化主義，也絕不會接受票決公投導致的國土分裂結果，這就是西方不承認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等公投結果的原因。在文明根性上，中西方屬于兩個不同賽道。西方民族國家脫胎于封建城邦國家體系，凸顯一個“分”字，對外武力征服和對內強制同化是其文明特性的必然選擇；中華民族共同體堅持“大一統(tǒng)”，追求一個“統(tǒng)”字，始終相信和而不同、多元一體。我們沒有種族主義痼疾而是民族平等團結，各民族相互欣賞、美美與共；我們沒有緊張的族群關系和族裔邊界沖突，而是互助和諧的大家庭成員關系；我們沒有民族劃界和排斥歧視，而只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國際社會長期探索和呼吁的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歧視、追求種族民族平等的理想，在中國得到了最好的印證和實現(xiàn)。

從中西社會結構不同來看，中華文明以共同體為本位，以家國情懷為紐帶，強調責任倫理，家與國相連，忠與孝相通，社會與國家相融，個人與集體相伴，忠孝節(jié)義四字體現(xiàn)著無限責任倫理。西方民族國家和社會結構運行強調以個體為本位，形成了“原子式”相互對立的社會，強調個體權利高于一切，國家只是個體締約的產物，是實現(xiàn)個人利益的工具，是市民社會的對立面，是扮演有限責任的“守夜人”。西方個體與群體、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交織著教權至上、王權至上、個體至上、白人至上的矛盾張力與沖突過程，為社會政治關系、族裔交往關系中的“黑天鵝”和“灰犀牛”事件埋下隱患。西方社會在白人右翼主義思潮影響下，即便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在極端個人主義、盲目排外觀念下，也能制造出針對少數(shù)族裔、外來移民的重大血腥事件。

比較中西國家觀念，其歷史演化和政治走向殊異。西方重軍事征服和王國分立；中國重文化浸潤和國家統(tǒng)一。2300多年前，中國從百國林立的春秋戰(zhàn)國逐漸走向秦朝大一統(tǒng)；同期的希臘從極盛走向裂變。秦漢王朝定型了中央集權政治體制，實行郡縣制，統(tǒng)一文字、貨幣和度量衡等，促進了各族群的經濟文化交流，對政治、經濟、文化的發(fā)展和維護國家統(tǒng)一具有巨大歷史作用。同期的羅馬帝國雖然橫跨歐亞非三大洲，但只是完成了軍事征服而沒能實現(xiàn)政治文化統(tǒng)一。1600年前，中國經360多年的五胡入華與南北地方政權的據地而治，各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者不僅發(fā)展本區(qū)域的經濟和文化，更致力于主動承繼中華道統(tǒng)，以問鼎中原、遵從儒學為正統(tǒng)，各民族相互影響、廣泛交往，不斷演進形成了多族群交融的隋唐大一統(tǒng)王朝。同期的西羅馬遭受蠻族入侵之后，被打散成一大堆封建小邦國，即使后來出現(xiàn)過曇花一現(xiàn)的大國，但終究沒能再聚合。

“大一統(tǒng)”政治理念在中國根深蒂固，而在西方，無論希臘還是羅馬，始終沒孕育出“大一統(tǒng)”和共同體的政治文化。直至近代以來經歷人類歷史上血腥慘痛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西方國家反思教訓，終于走上了促進經濟一體化、建立歐洲共同體的道路。但限于政治上的冷戰(zhàn)思維和假想敵情結，軍事上的地緣政治戰(zhàn)略和同盟對外思路，使構建共同體的努力難免故步自封，難以主導人類發(fā)展方向。

在號稱宗教信仰自由的西方國家，不同宗教、不同教派允許自由發(fā)展，但在基督教一統(tǒng)天下、政治與宗教互為利用的歷史背景下，其他宗教或教派、信仰團體難以被西方社會包容和接納，基于宗教信仰中的服飾裝扮、文化符號、習俗差異而引發(fā)的社會沖突、歧視敵視心理一直存在?！拔覀兪钦l”，道出了西方主流社會對“我們”與“他們”在信仰和文化上的差異，由此描繪的文明沖突版圖，偏離了人類對宗教的理解和宗教對人類社會的功能，關于文化與文明沖突的“趨勢理論”強化了人類的差異觀念，加深了不同文明對話的困難。

在民族事務治理方面，中西差異尤其顯著。西方民主的“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往往造成“多數(shù)人的暴政”，少數(shù)族群的地位總體上長期處于社會邊緣，種族主義、白人至上在西方根深蒂固，外來移民、少數(shù)族裔在階層固化的社會中權利難以得到保障，在資本邏輯和金錢選舉的民主中更缺乏話語權。中國的民族政策和民族事務治理從來不搞“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而是平等對待每一個民族、重視實現(xiàn)和保障少數(shù)民族權益。西方選舉民主使多數(shù)欺凌少數(shù)，中國協(xié)商民主使少數(shù)得到尊重；西方選舉民主讓少數(shù)永遠是少數(shù)，中國協(xié)商民主強調“一個也不能少”；西方民族國家是“你歸你、我歸我”的大拼盤，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家庭。

买球赛的平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治國理政的重大原創(chuàng)性論斷，是新時代民族工作的基本遵循和根本指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提出，反映了我國民族工作發(fā)展變化的趨勢，符合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和民族工作需要，反映了各民族的迫切愿望，體現(xiàn)了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性和人民群眾主觀選擇性的統(tǒng)一，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工作實踐的有機統(tǒng)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