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2019尊贵版王乃彥，生于1935年11月，中國科學院院士、核物理學家。1956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曾赴蘇聯(lián)工作，在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錢三強領導的研究組里工作，走上了核物理研究之路。王乃彥為我國核科學事業(yè)做出了杰出貢獻。參加研制并建立了我國第一臺在原子反應堆上的中子飛行時間譜儀，測得第一批中子核數(shù)據(jù)。對Yb和Tb同位素的中子共振結構的研究作出了貢獻。在高功率脈沖技術、束流物理和束靶相互作用諸方面取得國內(nèi)外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研究成果，在氟化氪激光聚變和激光核物理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1993年，王乃彥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王乃彥先后出任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核物理研究所所長，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科技委主任，核工業(yè)總公司科技委副主任，核工業(yè)部研究生部主任等職。曾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副主任，中國物理學會付理事長，中國核學會理事長，太平洋地區(qū)核理事會理事長。王乃彥除了做科研工作，也熱衷于做科普工作。曾經(jīng)連續(xù)多年擔任中國科協(xié)青少年科技大獎賽評委會主任，也是連續(xù)多年的明天小小科學家評審委員會主任、大學生挑戰(zhàn)杯評委會主任。退休后，王乃彥花在科普上的時間更多。不僅為大學生，也給中小學生做科普。如今，王乃彥雖已是年屆九旬，卻依然堅持做科普工作，傳承“大手拉小手”精神。中國科學院院士、核物理學家王乃彥。 受訪者供圖【對話】出身“化工世家”，卻選擇了物理新京報：你對知識的渴望是否受到家庭的影響?能否具體說說，比如父母、兄弟姐妹的影響。王乃彥：我父親應該是中國測繪的第一批學者之一。當時他在北京的京師測繪學堂學習。畢業(yè)后到福州-廈門的公路局工作。我哥哥在原北洋大學讀書，我姐姐考上現(xiàn)在的上海交通大學。我父親深知：讀書才是一條好出路。所以，父親認為再窮也得送我們?nèi)プx書。當時的我還小，很貪玩。等我讀初中時，父親見我不好好學習，就親自教我數(shù)學。英語沒有課本，父親就手抄當時的教材讓我學習。我們家是“化工世家”，大舅、二舅、大哥、大姐、表弟、表妹都學的化工。但到了我這里就“變異”了，變成了學物理。這其實也與我家庭有關。我父親學測繪的書籍都帶回家里，我喜歡翻我父親的書：不僅有航空測繪的書籍，還有一些物理學書籍。初三時，我在一本物理學書上翻到了牛頓，就把牛頓的頭像剪下來，一直保存到了上北京大學物理系。我哥哥到北洋大學讀書，也給我寄回來一些書，其中有一本《趣味的物理學》，我至今還記得。新京報：你覺得自己走上科研之路，有哪些老師對你影響較大?王乃彥：小學校長影響挺大的?？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我隨父親從福州到了沙縣。我小學是在沙縣師范附屬學校讀的，整個小學就只有校長和他愛人倆人教書，校舍就設在一座寺廟里，冬天寒冷異常。我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卻在當時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王乃彥與同事一起做氟化氪激光實驗(左1，王乃彥，左2，洪潤生，左3，王淦昌，左4，單玉生) 。受訪者供圖我當時由于年紀小，個子矮，坐在第一排，校長把他的馬蹄鐘就放在了我面前，并讓我看著上、下課的時間，到了就去敲鐘上課、下課。因為冷，年齡大的學生就慫恿我撥快校長的馬蹄鐘——這樣就能提前下課。下課了，同學們就沖出去曬太陽，在外面高興地玩。然后，我又慢慢把鐘給撥回來。有一次，我在下面正偷偷撥分鐘時，校長突然轉身過來逮了個正著。我當時嚇壞了，都快哭了。我以為校長要處罰我，但校長看我可憐的樣子，沒有罵我，相反，摸摸我的頭說：小王，你怎么作假?以后千萬不要這么干，我們要做一個誠實的人。后來，我在中國科協(xié)的一些活動上跟學生們講，這是我人生上的第一堂科學道德課。從此，我記住了不能弄虛作假。新京報：現(xiàn)在回頭來看，你認為自己走上核研究之路是偶然還是必然的?王乃彥：說是偶然的，也可以。我在高中時參加了福州的土改工作，土改工作結束后有兩條路可選擇，一個選擇是到福州市委工作，另一個選擇是回學校繼續(xù)讀書。我最后選擇了走繼續(xù)學習這條路，包括北大讀書后來被安排到原子能專業(yè)。我剛上大四時開始分專業(yè)，有理論物理、固體物理、光學和無線電等專業(yè)。因為我原本就對無線電感興趣，就報了無線電。結果，我被分配到了原子能專業(yè)，因為讀了原子能專業(yè)，才有后來我被分配到錢三強領導的研究組里工作。王乃彥與諸位師友在頤和園合影(左1，葛玉林，左2，項志遴，左3，王乃彥，左4，錢三強，左5，郭樹源)。 受訪者供圖留學打下了扎實基礎新京報：出國留學的經(jīng)歷對你有什么影響?王乃彥：我是1959年到蘇聯(lián)的杜布納聯(lián)合核子研究所(編者注：1956年3月，由蘇聯(lián)、中國和民主德國等11個國家聯(lián)合成立，下稱“杜布納”)留學，杜布納的科研環(huán)境很好。因為當時我是做中子物理研究的，杜布納建了一個脈沖堆中子源，我就在那里跟著學習中子能譜學研究、中子界面測量工作等。這些都是1955年第一屆日內(nèi)瓦和平利用原子能會議(也即核能國際會議)中一個很重要、很前沿的課題。杜布納的研究隊伍水平很高，實驗室主任是蘇聯(lián)科學院院士弗蘭克，1958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弗蘭克平易近人，有一次他要到我所在的實驗室來，剛開始我想他這么一位有成就的大專家，我是個小不拉子，一見到他我就呼地一下站起來了，然后他過來翻翻我的筆記本，問了我些問題——杜布納要求每個研究人員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寫筆記：我今天準備做什么，我的方法、路線是什么?我預期得到的結果是什么?一定要寫，然后才能開始做實驗。后來慢慢熟悉了，弗蘭克有一次就找我談話，我這輩子都記得，弗蘭克說：年輕人，我非常感謝你對我這么尊重，但我要告訴你，并不是我說的每一句話都對，你不要認為我說的話都對。如果我對老師曾經(jīng)說的話認為都對的話，我就得不到諾貝爾獎。新京報：在杜布納的學習，對你今后做好科研工作產(chǎn)生了哪些影響？王乃彥：杜布納每星期都會舉行一次學術討論會，邀請來作報告的是當時蘇聯(lián)國內(nèi)核物理方面有名的專家學者。弗蘭克在每一次討論會都能發(fā)表很多自己的看法，也會做一個很精彩的總結。這個討論會我只要有空都參加。這給我很大的啟發(fā)，因為他們的學術討論非常熱烈、自由。當時我們在杜布納學習、工作的中國人也成立了一個黨支部。我們也每個星期都舉行一次學術討論會，當時有王淦昌、朱洪元、張文裕和周光召等人，那會兒我們也是在一起平等自由地討論。可以說，我在杜布納學習這段時間所受到的鍛煉和熏陶，對我今后的科研工作有很大影響。最大的影響是，讓我知道科研工作要每一步都非常扎實;第二個影響是，要有很好的數(shù)學、物理基礎。科學家吃了人民的飯，就要為人民服務新京報：工作后有哪些人對你影響較大?怎么影響你的?王乃彥：有兩位先生對我的影響大。錢三強先生，他是中國原子能科學事業(yè)的奠基人之一。錢先生對我們要求很嚴格，我剛從北大畢業(yè)到原子能院時，有一點重理論，不太重視實驗。錢先生告訴我：理論很重要，實驗也非常重要，物理學實際上是門實驗科學。那時候我就喜歡做理論研究，但錢先生從來沒有因此打擊我，他就是一直提醒我要重視實驗。有一次，他叫我做一個放大器，我在北大都做過，做100倍的放大器沒有問題的，錢先生讓我做放大1萬倍的，我就想不就是2個100倍的放大器接一起嘛，沒覺得有什么難的。結果下來，我總是做不出來，我就到處借書看，求問專家，死活就是沒有做出來，最后發(fā)現(xiàn)是接線上出了問題。通過這次實驗我就發(fā)現(xiàn)，物理學也不是簡單地研究一些理論問題，好多學問也必須通過非常扎實的實驗才能抵達，也一樣需要很高的動手能力。錢先生對我們也特別關心。我被派送到杜布納學習其實是錢先生的大力推薦才成的，我的材料第一次寄過去后被退了回來，因為他們要求至少有副博士學位的人才能過去學習，但我就是本科畢業(yè)。我的材料被退回來后，錢先生就把我叫到他辦公室去。錢先生告訴我，他把退回的材料又寄回去了。他說，他告訴杜布納，他挑選的人就具有副博士以上水平。王淦昌先生是中國核科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而且還是一個非常愛國的科學家，他的“以身許國”不是嘴上說說而已的。我是去杜布納開始跟著王老工作學習，到我回國后一直又有王老領導我們。王老經(jīng)常跟我說，科學家吃了人民的飯，就要為人民服務。王老1930年到德國柏林大學讀研究生，1931年提出可能發(fā)現(xiàn)中子的試驗設想，第二年英國科學家查德威克按此思路進行試驗發(fā)現(xiàn)了中子并獲得諾貝爾獎。王老1934年拿到博士學位回國，先后在山東大學、浙江大學任教，培養(yǎng)出了一批優(yōu)秀的青年物理學者，比如李政道。1947年，王老前往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回國。1956年，王老又到了杜布納工作，1960年底回國后，受命秘密參加原子彈的研制工作，負責物理實驗方面的工作。王乃彥輔導學生。受訪者供圖新京報：你第一次深刻感受到科技報國四個字的分量是在什么時候?王乃彥：說實話，我高中參加土改工作回到學校后，就開始意識到科技報國的重要性，特別是到北大讀書以后，要科技報國的想法更強烈?？萍脊ぷ髡哂辛x務做科普新京報：從事青少年科普工作也是你一直在堅持的。王乃彥：沒有退休以前，我就做了大量的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中國科協(xié)主持的青少年科技大獎賽，連續(xù)多屆評委會主任我都擔任過，我也是明天小小科學家的評審委員會主任、大學生挑戰(zhàn)杯的評委會主任，都是連著當了幾任。退休前，我做科普工作大概每年加起來都會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破瘴椰F(xiàn)在還在做，一直做到自己干不動為止吧。我們科技工作者有義務向青少年做科普交流，特別是院士，應該盡更大努力。一個小朋友在他求知欲很強，上進心很強的時候，你如果給他一點引導，也許他將來就會成為一名科技工作者、了不起的科學家。新京報：從事科普工作，你認為與此前從事的科研實踐有何相同與不同之處?王乃彥：科普工作與科技創(chuàng)新都非常重要。習近平總書記曾講過，科技創(chuàng)新、科學普及是實現(xiàn)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兩翼，要把科學普及放在與科技創(chuàng)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我非常贊同這個說法?？破展ぷ麟m然看起來可能不像具體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那樣有明顯的成果，但做好科普工作對于提高全民科學素質，對于培養(yǎng)人才，特別是培養(yǎng)青少年科技人才，起著很大的作用。如果科普工作做得越好，國民素質越高，人才培養(yǎng)越好，科技創(chuàng)新才可能越多。科技創(chuàng)新越多，科普工作也能順其自然做得越好。兩者是相互促進的關系?？茖W知識的普及，在教育部、科技部和中國科協(xié)的領導下，我們這方面的工作已經(jīng)做得很好，但是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同時，我們也要提高全民的科學思維、精神和方法，這個普及工作也很重要。因為我們除了宣傳具體的科學知識以外，我們也要把科學思維、方法和精神做好普及。我們要教育年輕人，甚至已經(jīng)工作的青年科研人員怎么用科學的思維方法指導自己的科研工作，即一定要客觀、全面地去觀察世界，而不是盲人摸象。王乃彥院士對青年學生的寄語。 受訪者供圖新京報：你覺得什么是好的科學素養(yǎng)?你認為當代青年需要培養(yǎng)哪些科學素養(yǎng)?王乃彥：毛主席曾說，“沒有調(diào)查，就沒有發(fā)言權”。調(diào)查(研究)就是要客觀、公正地去觀察事物。觀察事物是為了分析事物。而要學會分析，就要能提出問題。如果只會簡單地表面地看問題，那怎么能提出優(yōu)質的問題?有句諺語說得好：學問學問，要學要問;邊學邊問，才有學問。就是說，你要想做好學問就要學會問，不學會問就不會有學問。所以，提出問題很關鍵。同時，有沒有一個平等討論的環(huán)境也很關鍵，就是說在討論問題時，不能隨便給人家扣帽子，這樣人家就不敢講真話，不敢提出反駁。不能因為你是教授，你是院士，就看不上一個剛畢業(yè)的學生，不讓他們提出反駁，甚至對他們提出的問題嗤之以鼻。這點上，王(淦昌)老就做得很好，他是誰懂就請教誰，他甚至會去請教一個剛畢業(yè)的大學生，他從來都是不懂就不懂，不會裝懂。但是，好好討論只是其中一步，討論完以后還要看能不能做出大膽假設，然后認真做實驗求證。求證以后，如果失敗了，有沒有一個寬容失敗的環(huán)境。這是一套科學的思維和方法，搞科研的青年工作者尤其要學會和遵循。2023年11月，王乃彥院士走進北京一零一中懷柔校區(qū)，給學生們上了一節(jié)關于原子能的科學課。新京報記者 蘇季 攝【同題回答】新京報：你怎么看院士做科普?王乃彥：院士畢竟受的教育比較多，應該說是有自己的一技之長，所以我們更要好好地把自己知道的知識跟大眾做交流。院士絕不能講假話，這也是院士應盡的義務。新京報：你認為科學家應具備的關鍵素質是什么?王乃彥：科學家應該具備的素質：首先，愛祖國、愛人民。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是有祖國的。其次，科學家要有熱愛科學、執(zhí)著追求科學的精神。再次，科學家應該要有一些科學的思維和精神文化，用這些科學的思維方法貫徹到自己的業(yè)務工作中去，然后用自己的業(yè)務工作報效自己的國家。最后，院士應該愛護晚輩，為晚輩鋪路。新京報：你認為科學對國家的重要性是什么?王乃彥：科學對國家的重要性應該更全面一點說，是科學與教育。教育重要，科學也很重要。高質量發(fā)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而發(fā)展要基于科學技術和教育。因此，科學與教育是立國之本。新京報：你認為該如何讓小朋友愛上科學?王乃彥：小朋友要是喜歡上科學了，你用九牛二虎之力都拉不回來。因此，不要強迫小朋友，而是要啟發(fā)他們。那怎么去啟發(fā)小朋友愛上科學呢?這就需要家庭和學校來共同做好這個工作，要讓他們在活動中，在游戲中喜歡上科學，不要生硬地教育他們。培養(yǎng)小朋友愛上科學有兩個注意事項：首先，要尊重他們的自尊心，其次，要教小朋友學會謙虛，要善于向他人學習，要把他人好的方法、做法學來。這樣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才可能自信。新京報記者 肖隆平編輯 胡杰 校對 劉軍 賈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