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陳云生被調(diào)回縣里，隨后被派到農(nóng)村擔任縣“基本教育工作隊”的隊員。1978年，在縣里工作的夫人給他捎來信息：國家要恢復研究生招生考試了。陳云生決定冒險報考，但留給他的時間卻不多，“總共備考時間才有兩個月，復試前一天，我還在火車上背誦教材，已然兩天三夜未合眼”。

現(xiàn)代憲法通過法律文本和司法實踐確認了其至上的法律地位。陳云生表示，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面臨著兩大緊急任務：一是撥亂反正；二是重建國家政權機構，這兩者都離不開新憲法的制定，新憲法適應了新的歷史階段，并能對其加以確認和規(guī)定。

“這種清楚、態(tài)度鮮明的表述，一方面彰顯了中共中央對于憲法監(jiān)督制度的認識，已經(jīng)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及要在中國健全憲法監(jiān)督制度的堅定決心；另一方面，從憲法學術的角度上看，也是對憲法學術界在這個領域多年的學術探索和倡議的充分肯定和回應?！标愒粕寡?，在學術生涯中，“如果能把這方面學問做到極致，也是一件能聊以自慰的幸事”。

“此生只向?qū)W問去，道他讀書情也癡?！睆拇耍愒粕嬲ど狭藢９椃▽W業(yè)之路。作為“副產(chǎn)品”，此次讀博還賦予了他一個符號性標記：中國有史以來本土培養(yǎng)的第一位法學博士。

但他始終認為，這些虛名并不重要，最重要的要保持一顆“平常心”，“學術不能脫離社會，也不能與政治完全隔絕，有一部分學者將自己主要的學術興趣和注意力放在直接為現(xiàn)實的政治、法律服務上面，這本無可厚非。但也應調(diào)整好自己的心態(tài)，即并不是任何針對現(xiàn)實問題作出的研究報告、提出的改進意見，都應當或可能被有關的政治決策機構接受和采納”。

在他看來，建立法治國家只是解決了治國方略的問題，至于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后續(xù)的一系列社會基礎的改造和配套機制等問題，需要更深、更細的謀劃與建構，其中最大的困難和挑戰(zhàn)，莫過于適時地改造中國本土的法律文化的模式，以適應現(xiàn)代法治的生存和發(fā)展對法律環(huán)境的需要，“必須從最基礎的地方做起，即首先在我們的社會和國家實現(xiàn)現(xiàn)代法律、憲法的啟蒙，否則就不可能真正實現(xiàn)建成法治國家的戰(zhàn)略目標”。

在治學路上，他只是想把學問做深做透，自甘寂寞，始終如一地按照自己的研究思路摸索前進，從不為潮流所動并堅持獨立思考。他經(jīng)常勸勉學生，要耐得寂寞，并一直秉持笛卡爾的行為守則：始終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運，只求改變自己的欲望，不求改變世界的秩序。

在中國，自1982年憲法制定以來，憲法進行了兩次重大修改：一是1999年修正案，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增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規(guī)定，簡稱“法治入憲”。二是2004年修正案，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增加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規(guī)定，簡稱“人權入憲”。

金年会电子游戏app法治站上新的歷史坐標。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法治”一詞前后被提及23次并有了新部署：“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p>

在法學界，陳云生的身份非常特殊。1942年，他生于河北唐山專區(qū)平谷縣（現(xiàn)為北京市平谷區(qū)），是鄉(xiāng)村里第一個自主考上高中的學生、第一個大學畢業(yè)生，直至成為憲法學大家，被視為“從山窩窩里飛出的金麻雀”。

據(jù)陳云生觀察，最近幾年興起了“違憲審查”的專題研究，“要解決中國憲法監(jiān)督這一根本性的重大問題，單憑學術熱情和強烈呼吁不能做到，必須首先從憲法學理上采取扎實而艱苦的步驟，任重而道遠”。

在現(xiàn)代社會，憲法是國家法律體系的核心。從田間地頭走上學術講壇，陳云生以其憲法學術研究成就影響了后輩法學學子?！懊恳晃涣⒅居谕渡碇袊鴳椃▽W的學人都有責任為中國憲法學的發(fā)展作出自己的貢獻?！彼f。

由于經(jīng)費不足，學校還攬下了鄰鎮(zhèn)制鞋廠的一部分零活，縫制成品布鞋，“我的制鞋技術較好，就讓我做了監(jiān)督員”。陳云生回憶，盡管條件艱苦，但他始終努力上進，最后成為村里第一個自主考上高中的學生。

1988年，有一定學術影響力的《憲法監(jiān)督的理論與實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為陳云生贏得聲譽：成為中國進出口圖書公司以原版出口日本的法學著作；系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圖書館唯一一本中文原版藏書；該書的壓縮版和精練版是《中國社會科學》雜志首次發(fā)表的法學和憲法學專論。

兩年之后，他始知可以報到。初到接收單位，行李未解，便接受組織安排下放農(nóng)村，開始了兩年的“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陳云生直言，起初很不適應，但經(jīng)過半年多的磨煉，終于可以同當?shù)剞r(nóng)民一樣光腳走碎石路、下水田扶犁插秧，還能挑一百來斤的水糞擔子走在狹窄、濕滑的田埂小路上，像一個地地道道的農(nóng)民了，“在廣西農(nóng)村最大的收獲就是學會了耐得住饑苦和勞累，意志也因此變得更加堅韌，無論面對怎樣的艱難困苦，都能夠堅持下去”。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陳云生在憲法學領域所從事的研究更為深廣。在完成了《憲法人類學》和《反酷刑》寫作之后，他又完成了《憲法監(jiān)督司法化》的著作。如今，“憲法監(jiān)督”議題仍是當下憲法學研究的熱門。

放眼域外，憲法也被視為是最重要的法律。以美國為例，法院有權宣布違憲的立法無效。陳云生直言，“憲法至上”的學說已被全球各國廣泛接受，許多國家的憲法都明確規(guī)定了憲法比普通法律具有更高的法律地位，有的甚至規(guī)定憲法中的某些條款不能修改。

1978年9月，陳云生如愿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報到，成為改革開放以后第一批共19名法學研究生。此次考研徹底改變了他個人及家庭的命運，也開啟了專攻憲法學的治學生涯。三年之后，因成績優(yōu)秀，陳云生順利畢業(yè)并留在法學所工作。

“人生難百歲，法治千秋業(yè)?！边@是一位法學長者的自我心境。新時代之下，全面推進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這一問題勢必成為未來中國法治建設的現(xiàn)實考驗。

治學期間，他經(jīng)常勸勉學生上學期間要專心學習，畢業(yè)之后要認真做好學問，“這個社會總是要由有學識、有遠見的人才能支撐起來的”。他覺得，過去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現(xiàn)在應該改為：“我為故我在”，“你之所以成為你，都是你自己做過的事造就的，個人自我實現(xiàn)、獲得成功，總是要付出很大乃至畢生的努力”。

十八大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著力推進規(guī)范性文件“備案審查”機制。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健全憲法實施和監(jiān)督制度，在建立“違憲違法審查制度和機制”方面，作出了有原則性又有明確方向性的規(guī)劃。

前述修正案不僅修改了“八二憲法”中的部分內(nèi)容，還為中國憲法學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課題，進而推動了憲法學的發(fā)展。針對憲法修正案，中國憲法學術界發(fā)表了一系列論證、釋文和引申闡述性文章或?qū)Ｕ?，對修正案的意義和實質(zhì)內(nèi)容進行了深入分析。

1962年，陳云生考入北京政法學院（現(xiàn)中國政法大學），逐步涉獵政治、法學等科目，畢業(yè)后在廣西從事司法、教育、行政等工作。1978年，他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法學系深造，開啟了憲法學領域的專攻治學。后來，他又繼續(xù)攻讀著名法學家張友漁的博士研究生，成為中國本土培養(yǎng)的第一位法學博士。

“憲法至上是先人留給我們的重要法律遺產(chǎn)?！痹陉愒粕磥恚袊偶渡袝分械摹逗榉丁肪褪潜灰暈椤按蠼?jīng)大法”的國家根本法，仔細研究表明：它與現(xiàn)代憲法既神似又形俱，憲法至上的觀念早在中國兩千多年前就確立了。同理，西方所謂的高級法、基本法等也都含有至上的意蘊。

參加工作之后，陳云生便投入到“八二憲法”的制定工作中，這項工作的牽頭人正是他的博導、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的張友漁。

陳云生覺得，要做到對憲法的“起信”，發(fā)揮其在真正意義上的安邦治國、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的地位和作用。為此，他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就提出了建立“國家憲法日”和在人民大會堂專設“國家憲法陳列廳”的建議。

前兩年，年逾八旬的陳云生得了一場大病，身體狀況已不如從前。退休之后，他的生活日常仍然總在鍛煉、讀書、思考、寫作、做飯、打掃衛(wèi)生、下地干農(nóng)活之間循環(huán)，“沒有雙休日和節(jié)假日，也不知道每天是星期幾、幾號，幾十年如一日過著傳統(tǒng)農(nóng)民式的簡樸生活”。

除此之外，他還針對普遍尊重憲法權威、認真貫徹實施憲法的要求，特別是在“憲法為什么是重要的”議題上，每年以特定視角撰文，發(fā)表了《憲法為什么是重要的》《再論憲法為什么是重要的》等專論，“希望有更多的憲法同仁參與進來，多在‘憲法為什么是重要的’這類入門的問題上做研究，并多寫有說服力的文章和著作”。

“憲法學的宿命注定要和國家最高權力打交道。”當時，陳云生極力主張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委員會改為憲法和法律委員會。這一提議經(jīng)過憲法學界多代人的反復論證，最終在201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上設立。

提及求學經(jīng)歷，陳云生說：“少年時，每到夏天，我躺在野地上看著朗朗晴空，流星一個接一個，清晰可見的銀河系，是那樣的迷人，令人遐想。所以，填報大學志愿時，曾立志把第一志愿報考天文系，后來由于文理科分別科考，語文老師因覺得我作文比較優(yōu)秀，‘不由分說’讓我改考文科，天文學家也終歸成了夢想?！?/p>

彼時，學術界才開始真正具有憲法科學規(guī)范意義上的創(chuàng)作，比如北京大學龔祥瑞的《比較憲法和行政法》，武漢大學何華輝的《比較憲法》等著作?！耙驗榘硕椃▽嵤┖?，只是一個文本上的法律規(guī)定。但政府機關執(zhí)行過程中是否秉持正義、是否符合理性、憲法的實施和監(jiān)督機制是否科學，都需要繼續(xù)研究。”陳云生因此投入到憲法監(jiān)督理論的研究中。

憲法草案擬定后，經(jīng)《人民日報》公開發(fā)布，三次征求公眾意見?！懊癖妳⑴c熱情高漲?！标愒粕貞?，在全民討論過程中，草案收集了三千多條意見，小到哪個字、哪個標點該用什么、怎么用，都有人提出。

“做學問本身不要太多考慮學術影響力，那是政治和社會層面以及時人和后人是否認同和接受的問題。”陳云生表示，自己寫的書可能要三五十年以后才有人有興趣去深讀，知道那時有一個學者做過這樣的研究，“我不奢望這一代人都會理解”。

1982年，憲法正式通過后，全國掀起了一場規(guī)?？涨暗男麄骰顒印ｊ愒粕f，當時從領導到專家，每個人都投入到了這場宣傳熱潮中，“作為其中的一員，我積極參與撰寫和發(fā)表有關新憲法的文章，除了百余篇報紙短文外，還廣泛參與全國出版的新憲法宣傳小冊子的編寫工作，數(shù)量不下幾十本”。

幸運的是，他所填報的最后一個志愿——北京政法學院最終錄取了他，隨即開啟了法學領域的探索。大學畢業(yè)后，他被分配到廣西工作，但啟程時接收單位發(fā)來電報說：“請暫緩報到?！痹凇拔母铩逼陂g，陳云生暫時寄身平谷農(nóng)村老家，這一住就是兩年。在家期間，除了每天撿拾牛糞作為自留地肥料之外，別無他事可做，內(nèi)心苦悶彷徨，時感前途渺茫，焦慮感與日俱增。

自1978年國家恢復碩士研究生教育后，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空白狀態(tài)隨之凸顯。進入新歷史時期后，中國急需各方面的高等人才發(fā)揮骨干和棟梁作用。為滿足這一需求，博士研究生教育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逐漸被提上日程。

“這些分類和研究方向逐漸構建起了中國憲法學的學科的完整體系?！痹诖似陂g，陳云生還將其費時十年的思考凝結成《權利相對論——權利和義務價值模式的建構》一書，試圖將經(jīng)過承繼和揚棄的法理和制度與本土優(yōu)良的文化、道德和法律傳統(tǒng)相融匯，從而嘗試實現(xiàn)建構新的法律價值的觀念模式和體系模式。

當時，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所長王叔文攜領下，陳云生和其他團隊成員承擔了大量學術調(diào)研和資料準備的任務。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憲法學科始建于1958年，在國內(nèi)憲法學界始終處于領先地位。

2014年，中共中央明確提出“將每年十二月四日定為國家憲法日”。“盡管公眾已熟知‘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但還需深入理解其背后的立憲原理?！标愒粕J為，當前中國法學界面臨的任務是樹立和重構憲法至上的理念和機制，確保憲法在法律體系中發(fā)揮應有的作用。

陳云生慶幸，如今自己在憲法和法學研究上之所以取得些許成就，端賴當時的語文老師的“不由分說”。“看來作為一位優(yōu)秀的人民教師不僅專以傳道授業(yè)解惑為職分，在學生人生道路上還可以提出最優(yōu)選擇的建議?！彼f，自己至今都會想起那位可欽可敬的恩師，“是他指引我走上了最適合我發(fā)展的人生道路，師恩如山高似海深，銘記在心、永生難忘”。

與此同時，陳云生還率先和積極主張全國人大常委會設立憲法和法律委員會，極力倡導人權保護。他認為，要通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建構更加完備的憲法實施與監(jiān)督制度，并在此過程中推動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制度體系的日益完善和強大。

在探尋中國法治建設道路上，法學學者挺身而出，力主依法治國、依憲治國、依法行政等治國方略，呼吁人權保障、司法公正、權力制約等法治理念，投身回答“何以法治”“法學何為”等時代之問，進而詮釋法的時代精神。

在中國學術界，有非憲法專業(yè)的學者認為憲法制國家的其他法律如民法、刑法都是全國人大制定的，應平等對待，制定其他法律無須依據(jù)憲法。“這種觀念是缺乏憲理常識的表現(xiàn)。”陳云生認為，憲法之所以被稱為“父法”“母法”，就是其在國家法律體系中地位最高，制定其他法律必須依據(jù)憲法。因此，改革開放之初的法學重建是以憲法的重建為先，而憲法重建也必須首先確定憲法至上的觀念。

陳云生的求學之路是從鄰村新建的一所初中開始的。那時，北京平谷東部、南部、北部地區(qū)的孩子們都涌向這所學校就讀。報到那天，他們看到的卻是一片空地：沒有教室，沒有食堂，開學第一課就是挖地基、蓋房子。半年之后，簡陋的教室和食堂才算建成，當?shù)卮迕竦姆课莩闪藢W生們宿舍和廚房?！案F人的孩子早當家。”十六七歲的少年，每天清晨早起做飯，從未耽誤早自習和上課學習。

因緣際會，自1982年起陳云生就跟隨張友漁先生，為其起草了大量報刊文稿、書稿和講話提綱等等。“當時張先生已經(jīng)八十多歲，覺得我寫文章比較耐看，所以喜歡找我?guī)退珜懳母?，然后由他修改，我也實際上承擔了他的文字秘書工作?！标愒粕f，作為唯一報考人，他通過了“沒有競爭”的考試，成為張友漁的博士研究生，“既是張老的開門弟子，又是關門弟子”。

我國現(xiàn)行憲法制定于1982年，史稱“八二憲法”，有著重要意義的突破。作為親歷者，陳云生認為憲法的真正意義不僅在于憲法文件本身，更在于其核心要義——構建一個以人權保障為核心的“人的尊嚴”鏡像。

憲法學者許崇德曾將“八二憲法”的意義概括為“憲法重建”，法學界稱之為“法治重建的起點”。在這場轟轟烈烈的宣傳活動中，陳云生逐漸嶄露頭角，開始有了小名氣。

在學術生涯中，陳云生長期致力于憲法學、行政法學、法人類學和法哲學的研究，親歷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憲法修改、宣傳與研究，對憲法的理論和實踐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先后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憲法行政法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等7所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終身榮譽專家咨詢委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它不光是個人努力奮斗的必然結果，更有賴國家的改革開放和歷史機遇的賜予。”陳云生認為，由誰成為第一位法學博士并不重要，如果說其中還蘊涵著某種意義的話，那就是中國憲法學的學術地位和學術聲譽，在中國新的歷史時期的法學學科重建和發(fā)展歷程中，曾占有一席顯著的地位，“由憲法專業(yè)誕生中國第一位法學博士，雖非必然，但也絕非偶然”。

“新憲法作為國家在新的歷史時期進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總章程，確立了社會和國家重大的目標和治國的戰(zhàn)略方針?！标愒粕X得，憲法學科需要重建，其他法學學科同樣也需要重建，但各法律的制定都要依據(jù)憲法。

“我們5個人24小時堅守崗位，不舍晝夜地寫調(diào)研報告。當時都只能在辦公室里簡單休息一下，夜深了，我們自己買碗泡面吃?！标愒粕貞?，當時找相關研究資料很難，“1952年大學院系調(diào)整時，從清華北大轉(zhuǎn)來的圖書，因多年沒人看，灰塵都有一寸厚，我就把塵土扒開一點點地找”。

1983年，陳云生迎來了另一件不期而遇的大幸事：國務院點名由幾位泰斗級老專家以傳統(tǒng)“師帶徒”形式培養(yǎng)學術傳承人。這些老專家中，包括號稱中國法學泰斗的張友漁先生以及其他三位哲學、經(jīng)濟學和考古學等領域的學者。他們分別是于光遠、許滌新、夏鼐，老先生授命后，開始在全國范圍內(nèi)尋找自己的“門徒”。

中國憲法學術界認識到要取得研究和教學進展，必須科學規(guī)范地界定憲法學的學科體系。與此同時，憲法學者們還提出了多個學科分類和研究方向，包括憲法社會學、憲法人類學、憲法政治學、憲法規(guī)范學、憲法闡釋學和憲法史學等等。

值此新征程，澎湃新聞敬邀多位中國資深法學家分享法治經(jīng)歷、學術思想，記錄他們的法學思考和作為，以此集成“論法的精神”專題，期冀為一個法學時代留下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