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宝真人

馮友蘭先生提出的“抽象繼承法”，不是泥于跡，而是守其意；是“神似”而非“形似”。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味著君臣父子都要各盡自己的職分，做自己職分內(nèi)應當做的事。一個人做他應當做的事，也就是遵循固然之理、本然之性、當然之則去行事，才是道德的選擇。今天固無君臣關系，但每個人都要做自己所該做的事這個道理本身，卻是不會過時的，也不會改變的。

當代社會存在的一個困境，就是社會信任危機。信任對于人的存在來說，就類似于空氣對于人的重要性。離開了信任，人與人之間彼此的交往都無法進行。人的交往說到底是基于信任而不是法律建立起來的。所謂法律，從一定意義上說不過是以國家意志表達的社會契約，它在本質(zhì)上有賴于締約雙方的彼此信任。就此而言，信任是優(yōu)先于契約的。社會信任大廈從根本上說是基于道德建立起來的，信任危機其實就折射著道德的衰弱，而道德的基礎是信仰。因此，重建社會信任歸根到底取決于重建信仰。問題在于，信仰是“養(yǎng)成”的，而不是“學成”的，它離不開生活實踐。這就不能不需要營造一種適宜的文化氛圍和文化土壤。

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既是一個繁榮的時代，因為人類從未像今天這樣如此這般便捷地、隨心所欲地生活；同時又是一個充滿危機的時代，因為在文明最為開化的鼎盛期，卻充滿種種不確定性，對未來的預期變成一種冒險。這既富有諷刺意味，也是一個巨大的吊詭。在這一挑戰(zhàn)面前，我們除了回首古典智慧，以便從中獲得啟迪和昭示之外，沒有別的路可走。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笨鬃臃置髡f的是“忠恕之道”，但亦可由此而泛指廣義之“道”。漢儒董仲舒有言：“天不變，道亦不變。”“天”何嘗能變，“道”何嘗能變？老子所謂的“恒道”或“常道”，固然可以為人所體認和把握，但“道”本身的這種恒常性，卻只有在文化不斷地歷史展現(xiàn)中才能被表達，才能被“開顯”。

20世紀60年代，出現(xiàn)了諸如生態(tài)失衡、環(huán)境惡化、能源短缺、淡水資源匱乏等“全球性問題”?！叭蛐詥栴}”的提出，意味著以工業(yè)文明為主導的發(fā)展理念遇到了深刻危機。從文化理念層面說，正是戡天役物的取向和人的欲望無度擴張，才造成了人與自然之間的敵對性矛盾。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21世紀的人類文明就難以看到希望和出路。

宋儒程伊川曰：“天下之理一也……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tǒng)之以一，則無能違也。”“理一分殊”不僅指空間意義上的，而且具有時間含義，內(nèi)在地蘊含著歷時性的意義。在宋儒看來，這個“理”不僅涵攝萬物，而且貫通古今。

正是在這個方面，中國傳統(tǒng)文化能夠提供某種有借鑒意義的資源。羅素曾指出，如果說西方文化的優(yōu)點和長處是它的科學，那么中國文化的優(yōu)點和長處則是它的健全的人生觀。

恰當?shù)乜创齻鹘y(tǒng)文化，無法回避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這就是參照系的歷史性轉換。從歷史語境的變遷和參照系的轉換看，我們經(jīng)歷了由“現(xiàn)代性”向“后現(xiàn)代性”的演進。這注定了我們必須在新的歷史維度上“重估傳統(tǒng)價值”。在一定意義上，所謂現(xiàn)代化也就是告別傳統(tǒng)，它意味著對傳統(tǒng)文化的不信任。當現(xiàn)代性內(nèi)在矛盾及其帶來的危機日益暴露，而且這種矛盾和危機在現(xiàn)代性內(nèi)部難以找到出路時，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智慧的潛在價值便日益凸顯出來。

何中華，山東莒南人，現(xiàn)為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社會發(fā)展理論。在《哲學研究》《哲學動態(tài)》《文史哲》等刊物發(fā)表論文300多篇，出版《哲學：走向本體澄明之境》《重讀馬克思：一種哲學觀的當代詮釋》《歷史地思：馬克思哲學新詮》《社會發(fā)展與現(xiàn)代性批判》《馬克思與孔夫子：一個歷史的相遇》等著作。論文被《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等刊物轉(譯)載，在學界有較大反響。

欧宝真人中華傳統(tǒng)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作為現(xiàn)代人，我們必須對古老的智慧保持足夠的敬畏。因為古老的智慧有其恒久的歷史穿透力，不存在過時與否的問題。

其實，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無法回避一個根本矛盾，即人的欲望的無限可能性同滿足欲望對象的有限性之間的緊張，也就是同“稀缺”作斗爭。不同的文明在解決這一矛盾時所采取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中國文化秉持中庸之道，采取限欲主義方法，既反對人為地誘發(fā)和放大人的欲望的縱欲主義，也拒絕人為地剝奪和壓抑人的欲望的禁欲主義，所謂“無過無不及”。這種對待人的欲望的中庸態(tài)度，有助于約束欲望的人為制造，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人的“虛假需要”對自然界的過度占有。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性善論的人性論假設，以及由此而衍生出來的“德性優(yōu)先于知識”的取向，還有“以義制利”的選擇原則，再如不斷提升人生境界和希賢希圣的價值訴求等，這些因素都將有助于化作實際生活的樣態(tài)，對人產(chǎn)生全方位的熏染、陶冶，潛移默化地影響并決定著人的道德人格的生成。在此意義上，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重建公序良俗、優(yōu)化人與人的關系方面，也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完)

對于中國人來說，肯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還有超出它的一般意義的地方，那就是中國文化構成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自我認同和自我肯定的內(nèi)在依據(jù)和理由。這層含義甚至完全超越了對于一種文化所作的優(yōu)劣好壞的價值考量。這也正是現(xiàn)代新儒家當年何以提出對本土文化須持“同情與敬意的理解”之態(tài)度的一個重要緣由。

現(xiàn)代技術本質(zhì)上是“以人克天”的，古典技術則是“天人合一”的，即莊子所謂的“因其固然”“依乎天理”。倘能借鑒古典技術的文化品格來重建現(xiàn)代技術，也就是通過“天人合一”的理念，重新達成“技術”與“藝術”的統(tǒng)一，才有可能避免人對自然的“僭越”，為擺脫人類生存困境尋求可能的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