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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培民：我最初進入哲學領域可說是“為生活所迫”。小學五年級時，“文革”開始，社會的動蕩和家庭受到的沖擊，使我陷入迷茫。中學畢業(yè)后，我在工作中因高壓觸電雙手致殘，差點丟了性命，使我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上下求索”。幸運的是，那時我有緣結識了曾是復旦大學哲學系研究生，后來成為上海《社會科學》雜志主編的劉潼福先生。在他的引導下，我開始如饑似渴地閱讀所有能到手的哲學著作，做了大量筆記、卡片。恢復高考后，我報考的志愿選項里，全都是“哲學”。

我在復旦大學讀書的時候，用功最多的，除了馬克思主義，便是古希臘和近代西歐哲學，因為古希臘是西方哲學的源頭，而近代西歐是世界進入現(xiàn)代的轉(zhuǎn)折點，我希望于此尋找擺脫困惑的思想資源。

將儒家學問作為一種功夫體系來解讀，并不等于說它無法從哲學上來理解。恰恰相反，正是通過它的功夫特點，儒家學說的獨特哲學價值可以得到充分顯示。前面所概括的四個方面，都可引出許多哲學上的深刻啟示，在解構有余建構不足的后現(xiàn)代哲學時代，能夠凸顯儒家哲學的建設性價值，彌補西方哲學長期以來對主體本身之修煉轉(zhuǎn)化的忽略。

我的體會是，指出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不同的“功夫”取向，有利于西方人跳出西方主流哲學的框架，按照中國哲學本身的特點來理解中國哲學。這個方法可以稱作“換眼鏡”。一個人不可能不帶任何視角地看問題，就像戴眼鏡，戴上不同的眼鏡看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同時，要很好地“發(fā)聲”，也需要認真地“傾聽”，了解受眾對象的語言和文化背景，能夠用對方容易聽懂的語言和方式去介紹。能夠在世界上有效地傳播中國哲學的學者，通常是能出入東西古今的。我覺得最有效的傳播途徑是雙向交流，而不是單向輸出。在教學當中，學生學得最好的時候常常是在課堂討論的階段；做學術報告時，給人印象最深的，也往往是在讀完論文以后的問答環(huán)節(jié)。

倪培民：我認為儒學本質(zhì)上是一個功夫體系，我近三十年的學術研究也確實以從“功夫”的角度來系統(tǒng)地詮釋儒家思想為主。相比于當今流行的其他詮釋框架，如心性儒學、政治儒學、生活儒學、自由儒學、情感儒學、進步儒學等，我認為“功夫”更準確抓住了儒學的核心，也更能統(tǒng)合儒學本身的各個維度。只是我所做的不只是提供一種對儒學的詮釋，也是一種功夫哲學的建構。

另一個有效的方法是“解壓縮”，就是剝繭抽絲地分析、引申，讓文本中蘊含的可能性盡量展開。這對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閱讀和翻譯尤其必要，因為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典中的許多表述非常簡約，而且往往有歧義，但蘊含的內(nèi)容非常豐富，可以從分析引申中得到許多的啟發(fā)。我前幾年發(fā)表了一個《論語》的新英譯本，此書的一個特點就是在譯文中盡量保留原文中的模糊性，然后在注解中列舉出一些重要的不同解讀，并做一些啟發(fā)性的分析引申。

功夫的視角確實可以幫助西方學生更容易把握儒家思想的實質(zhì)。關鍵是它給了學生一個根本啟示，認識到自己面對的不只是外向的選擇，也要有內(nèi)在的修煉轉(zhuǎn)化。西方的人文教育通常稱為“l(fā)iberal education”，其字面的含義是“自由教育”。這個名稱的一個潛在問題是，容易使人僅僅把自己看作自由意志的主體，接受教育無非是拓寬自由選擇的可能性。功夫視角使他們意識到需要“學以成人”。

倪培民：要更好地在世界上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其前提是“聲音”本身的價值。中國哲學要更好地發(fā)聲，最根本的就是對中國哲學本身進行梳理，揭示其中真正有價值的內(nèi)容，對其做出現(xiàn)代的詮釋。這需要發(fā)聲者自己對中國哲學有深刻的理解，而不是簡單地做搬運工。

把“功夫”作為一個哲學概念，能夠很好地彌補西方哲學因理論理性的偏執(zhí)而造成的對如實踐、技藝、情感、信仰、修身等的遮蔽。從“功夫”的角度詮釋儒家思想，首先意味著把儒家學說當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功夫指導，而不是描述世界的理論系統(tǒng)；其次意味著儒家學說的最終目的在于達到藝術人生的能力，而不僅僅是對人生作出道德約束；再次意味著儒家經(jīng)典中的許多言語需要從語用的角度去解讀，而不是只看字面的意思；最后更意味著儒家經(jīng)典的內(nèi)容不只是“口耳之學”，必須要通過修身實踐才能充分理解。也只有把所學的知識“體身”化，變成身體的傾向性，才算真“知”。

其實，在經(jīng)過后現(xiàn)代主義的解構以后，西方哲學很需要有新的建構資源。從交流對話、學習和探討的心態(tài)出發(fā)，真正與“他者”發(fā)生互動、碰撞，中國哲學肯定會成為世界哲學領域的一名要角。與此同時，中國哲學也會迎來自身的現(xiàn)代轉(zhuǎn)化。(完)

倪培民：西方學生和讀者在理解中國哲學時會有語言和文化上的隔閡。有人因此認為西方人沒法理解中國哲學，這完全不符合事實。西方有不少非常優(yōu)秀的中國哲學學者。人類有共同的生活體驗和思維能力，這是西方人理解中國哲學的基礎。中國哲學本身就建立在對生活的領悟上。方法對了，會讓這個理解的過程更加順暢。

由于武打電影在世界普及，“功夫”這個詞可說是世人皆知。我把“功夫”定義為“生活的藝術”。在中國傳統(tǒng)哲學里，功夫通常被用來特指有關心性修煉的學問。但在日常用語乃至儒學中，它也不僅僅是指心性的修煉，而是泛指各種生活的藝術。作為生活的藝術，功夫的實踐和對它的思考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不只中國才有，但對生活藝術的追求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關注的核心。功夫不是可單純“采用”的方法或者“遵循”的道，它要求主體進行修煉踐行，成為具備德性、功力、才藝的藝術家，并且從功效(善與美)來反復檢驗與完善其功法。

其次是“照鏡子”，就是東西方對比。通過對比可以讓學生看到區(qū)別，激發(fā)思考。這不僅是教中國哲學的有效方法，我在教西方哲學課程時也會加入中國哲學的內(nèi)容來幫助學生更清楚地理解他們自己的傳統(tǒng)。比如古希臘把理性思維看作人的本質(zhì)特征，而儒家把道德情感看作人的本質(zhì)特征，這樣的對比可以對兩方面的理解都更加深入。

二八杠网站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tǒng)哲學為世界文明進步作出了貢獻。儒家思想也可從“功夫”的角度詮釋。怎樣幫助西方人更好理解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如何更好地在世界上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美國格蘭谷州立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倪培民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探討上述話題。

倪培民，1954年生于上海，先后獲復旦大學哲學學士、西方近代哲學碩士學位以及美國康涅狄格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美國格蘭谷州立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古典哲學、儒學、比較哲學、西歐近代哲學、科學哲學、認識論、語言哲學以及倫理學，尤其專注于儒家功夫哲學研究。出版《論孔子》《論里德》《筆墨哲思游》《孔子論語理解—論語的新英文譯注》《孔子——人能弘道》《儒家功夫哲學論》等中、英文專著。

還有一個關鍵的方法是“聯(lián)系實際”——與現(xiàn)實世界的狀況聯(lián)系，與人的實踐生活聯(lián)系，讓學生和讀者認識到他們所學的東西是與現(xiàn)實生活有關的，認識到這樣的學習不只是增加一點知識，而且是可以得益于此的。我不否認純學術研究的價值，但對一般的西方學生和讀者而言，現(xiàn)實價值是引起他們興趣的根本，更何況中國哲學的許多內(nèi)容本身就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也是需要在踐行中才能真正理解。

有意思的是，我是在去美國留學后才重新“發(fā)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當代價值。我的博士學位導師柯普曼(Joel J. Kupperman)教授對東方哲學有濃厚的興趣。在我讀博期間，他先讓我在他的東方哲學課程里擔任助教，接下來又要求我獨立給美國的本科生講授中國哲學。這就迫使我重新認真閱讀《論語》《孟子》《道德經(jīng)》《莊子》《壇經(jīng)》等中華經(jīng)典，思考如何用英語準確地表達其含義。這個過程使我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的智慧有了全新的感受。也逐漸走上了中西比較哲學的道路。后來我發(fā)現(xiàn)，與我同時代出國學習哲學的人，幾乎都先后轉(zhuǎn)向了中西比較哲學。這是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